梁思成：不能忽略對中國古建的研究
梁思成先生曾說過：“中國建筑是延續(xù)了兩千余年的一種工程技術，本身已造成一個藝術系統(tǒng)，許多建筑物便是我們文化的表現(xiàn)，藝術的大宗遺產(chǎn)。除非我們不知尊重這古國燦爛文化，如有復興國家民族的決心，對我國歷代文物，加以認真整理以及保護時，我們便不能忽略中國建筑的研究。”
然而建筑歷史作為一種物質文化史、精神文化史、工程技術史與藝術史的綜合，其研究的難度，非一般思想文化史所可比擬。尤其是中國古代建筑史，因其建筑材料的特殊，保存實物的匱乏，任何一點學術上的突破，都要付出極大的艱辛。
《王世仁中國建筑史論選集》一書精選了王世仁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學術研究著述，凝聚了王先生的無數(shù)心血和長期的艱苦研究工作，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建筑歷史專題、北京建筑鉤沉、地域建筑文化和審美經(jīng)驗探索。
深至明堂
“明堂曾是中國學術史上最著名的難題之一。”
中國古代建筑，尤其是早期建筑，相關的記述散見于浩繁的史籍之中，因此許多學者幾乎是皓首窮經(jīng)，才能從無以數(shù)計的古代文獻中，發(fā)現(xiàn)一點有價值的資料，而且還要確認資料的真?zhèn)危ㄙM相當?shù)木ΑＳ袃r值的古代建筑文獻史料，往往是一位學者數(shù)年、數(shù)十年辛苦爬梳的結果，諸如王先生對明堂的研究。
明堂制度是中國古代社會中最為重要的制度之一，明堂也曾是中國學術史上最著名的難題之一，作為古代帝王宣明政教、舉行大典的地方。兩千多年來，圍繞著明堂的稱謂、起源和規(guī)制、明堂的功能、歷代明堂制度的發(fā)展脈絡等問題，學者們聚訟不休，莫衷一是。王先生在吸取學界有關研究成果和整合自己多年研究收獲的基礎上，通過充分掌握第一手文獻資料，將歷史文獻記載與考古發(fā)現(xiàn)資料相結合，廣征博引，考鏡源流，不僅梳理了明堂的制度淵源和沿革變遷，而且揭示了明堂建筑的精神功能。
先生認為明堂作為一種象征作用的建筑，將數(shù)及形的象征作用發(fā)揮到了細致豐富且博大宏深，同時明堂建筑還密切契合了建筑的象征涵義——普遍意義和它的“形象中的本質性的東西”，概括了政治、倫理、宗教、審美以至社會生活的廣泛內容。
心系復原
“考之史料，辨其訛謬，恢復了恭王府原建筑圖樣。”
梁思成先生曾說過，研究中國建筑可以說是逆時代的工作。而依據(jù)考古發(fā)掘資料或歷史文獻，對歷史上重要的古代建筑進行復原探討，是建筑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而且是對研究者學術功力與知識結構與閱歷要求較高的一個領域。重要古代建筑的復原不是一個設計過程，而是一個嚴格謹慎的考據(jù)與研究過程，來不得任何臆測與武斷。在大量文獻與詳盡的考古資料基礎上，經(jīng)過審慎的推敲、研究所繪制出的復原設計圖紙，使一些重要的古代建筑物躍然紙上，這不僅豐富了我們對古代建筑的認知，也進一步充實了中國古代建筑的實例庫。
因為歷史的久遠，及自然與人為的破壞，現(xiàn)存的古代建筑，尤其是元代以前的古代建筑，并不是那一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也就是說，僅僅從現(xiàn)存的實例，我們不能夠對這些時代的建筑創(chuàng)作成就，有一個更為全面而透徹的認識，對于重要古代建筑的復原設計，可以說是彌補了這一空白。記得2004年夏天，我在房山金代皇陵做考古發(fā)掘工作，對于發(fā)掘揭露出的神道兩旁的建筑遺址，我們原先的認識是鵲臺，徐萍芳先生認為應慎重下結論,并建議請王先生察看定奪。王先生結合考古發(fā)掘資料和文獻資料，對這兩處建筑遺址做了考證，論證其為碑亭，解決了金陵考古工作的一個非常重要問題，同時王先生將建筑、考古和古代禮制有機結合，復原了該建筑的本來面目。
北京清代恭王府銀安殿在考古發(fā)掘后，先生比對遺址圖、樣式雷設計圖，并考之史料，辨其訛謬，恢復了原建筑圖樣。先生對清代熱河獅子園等重要建筑物的復原，對歷代文獻中記載的明堂建筑的復原，使我們對于這些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有了一個更為直觀的了解。
情遍古建
“對麗澤商務區(qū)金代大型建筑遺址有獨特的思考。”
中國古代的都城、宮殿、寺觀、樓閣、民宅、佛塔、橋梁、陵寢、石窟、園林等建筑物體，是人類建筑寶庫中的一份珍貴遺產(chǎn)，這些古建筑反映了中國建筑在技術上和藝術上的成就，凝聚著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藝術美，而且還展示著一個國家和地域的哲學與審美觀念。北京作為我國最后一個封建帝都，城內的宮殿建筑、城垣與坊市街道、壇廟與陵寢、寺廟道觀與其他宗教建筑在各方面都代表了當時全國的最高水平，其藝術表現(xiàn)力也是最強的。王先生因工作關系，與北京的古建筑研究保護結緣，不遺余力地在這條他傾注深情的道路上奉獻。
哪里有古建遺跡，哪里就有先生的身影，他走遍了北京的宮殿衙署、壇廟祠堂、街巷牌樓、會館戲場、府邸宅院、宗教廟宇和北京古城中軸線，先生對北京古建研究及保護的貢獻，可謂功莫大焉。王先生根據(jù)考古發(fā)掘遺跡，對金中都魚藻池中心島金代建筑遺址進行了考辨，對麗澤商務區(qū)金代大型建筑遺址有獨特的思考，對金中都西南城墻外明代圓通寺遺址及早期塔基進行了建筑歷史分析，旁征博引、絲絲入扣、極見學養(yǎng)。先生所著《遺痕七紀志皇都》、《雪泥鴻爪話宣南》等文章記錄了先生為北京古建奔走的軌跡，浸透了他對古建筑的熱愛和真切的感情。更讓我們動容的是先生主編的《宣南鴻雪圖志》和《東華圖志》，將原宣武區(qū)歷史建筑和東城區(qū)歷史建筑匯集于成，洋洋數(shù)百萬言，蔚為大觀。
潛心地細細閱讀先生的這些文章著作時，常常會不由自主地、漸漸地沉醉到那些字里行間中去，盡情地感受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濃郁與香醇，充分地領略中國古代建筑的神韻。
作為當代中國建筑史學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王先生在中國建筑史領域浸淫多年，對于古建筑的文化傳承，投入感情甚深。《選集》記錄了王世仁先生這些年的學術心路歷程，讓人實實在在感悟到一位學者為了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傾注的不懈努力。更重要的是，《選集》具有極高學術價值,書中提出的學術觀點在中國建筑史研究的不同領域均卓有創(chuàng)建，極大地推動和深化了中國建筑史學研究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作為一部代表著中國建筑史學研究最高成就的學術成果，這部大作是當之無愧的。
